(19)便宜主义便伴随着法治国的发展而演进。

(21)[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2、44页。(71)参见[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89页。

(60)[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48)河北石家庄执法部门对大路口群体性闯红灯的行人仅处罚前三名，这种行政便宜主义的应用妥善化解了立法规则与执法现实之间的矛盾，填补了斑马线上法律权威与法不责众之间的罅隙。⑧可见，对于违反行政秩序行为的追究，完全置于行政机关合义务的裁量，对于违反行政秩序行为的处罚，具有行政违法非刑事化的目标，追求的是行政目的的实现，决定是否实施时，适用便宜原则。这种类推(Analogic)的方法也被称为法律增益的过程：当某一规范因具有相同的基本利益而可以概括待解决案件时，将该项法律规范类推适用于待解决案件便是合理的。(46)然而，就内容而言，本条更接近于微罪不罚，与德、奥两国行政处罚法中的便宜主义相距甚远。

便宜原则的存在也是生发于裁量行政，与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契合点正在于此。作为一项独立的行政处罚原则，便宜原则与其他处罚法原则在价值取向、作用原理、规范效果等方面存在联系也有区别，必须探讨彼此之间的兼容与调适。当人工智能导致的外部性是具体的，应对其采取一种事后的诉讼救济，即司法路径。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2017年，欧盟表决通过的《欧盟机器人民事责任法律规则》提出了非人类的代理人概念。在美国，作为监管主体的立法机关包括联邦国会和州议会。责任归属问题是所有政府规制的核心问题，必须遵循权责统一原则，具体包含两个要求。

(36)在2012年，佛罗里达州做出了相似的立法，规定对自动驾驶车辆进行检测监管。(16) 第四，人工智能与监管权限。

(59)Matthew U.Scherer,"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Risks,Challenges,Competencies,and Strategies," 2016,p.38. (60)Nicolas Petit,"Law and Regulation of AI and Robots: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Normative Implications," 2017. (61)Langdon V.Google,Inc.,474 F.Supp.2d622,629-30(D.Del.2007). (62)汪庆华：《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路径：一个框架性讨论》，2019年，第59页。(69)Richard A.Epstein,"Why the Modern Administrative State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Rule of Law," NYU Journal of Law Liberty,Vol.6,No.2,2013,p.491. (70)胡元聪、曲君宇：《智能无人系统开发与应用的法律规制》，《科技与法律》2020年第4期，第66页。在自主飞行时，无人机也可能因计算机错误造成他人损害。该通告运用技术标准将无人机划分为公共飞行器、民用飞行器和娱乐或体育飞行器三大类进行区别监管。

该法令不是赋予这个新的监管机构一种权力去禁止它认为不安全的产品，而是创设一套责任体系。政府部门在考虑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监管措施时，应依法考虑有关系统及其算法应用产生的结果和决策的公平性和非歧视性问题，并考虑与现有流程相比是否可能会降低非法、不公平或其他歧视性影响。因为人工智能几乎涉及现行所有产业，监管部门不仅需要掌握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更要熟悉传统产业的专业知识。其中，前者是公法规制价值理念的静态载体，后者是公法规制价值理念的动态应用。

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对无人机的飞行与操作进行必要的法律限制。一是监管者自身能否具有足够的监管能力。

②二是政府如何监管方能不影响产业创新。(55)远程控制航空拍摄委员会却是一个典型的行业中介组织，旨在分享无人机使用所需的硬件研究、数据收集和安全处理，为无人机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该法还制定了检测这些车辆的条件，要求发布监管规定对自动驾驶进行监管。但总体观之，美国人工智能公法规制以立法机关作为建立监管体制和树立基本原则的起点，行政机关发挥政策的平衡和调节作用，司法体系发挥保障和事后监管作用，基本形成了综合性规制的整体框架，初步展现了公法规制的社会效果。3.联邦和州政府的监管指南和监管通告。其一，该法应当尽可能对人工智能做出充分列举性的规定，以明确其适用范围学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1)社会法指向的是那些传统公私法之外或交融而生之第三法域，社会法域和第三法域可以等同。而实际上，第三法域中相当数量的规范正是从传统私法系统中脱胎而来的。

在该意义上，我国的社会法应当仅包括劳动法相关法律，以及包括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在内的群体权益保障法。(44)徐孟洲、徐阳光：《论公法私法融合与公私融合法——兼论〈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公法私法融合现象》，载《法学杂志》，2007(1)：55。

其中实质的正当性基础并非全然来自某种自然法意义上的假设，而是建立在社会与文化基础上的伦理和政治原则③，但因循社会现实变动的正当性与宪法的高度稳定性之间无疑存在逻辑上的冲突。④袁曙宏、宋功德：《统一公法学原论》(下卷)，4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目前，宪法在部门法中的实施总体向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宪法与民法的衔接通畅问题、公法与社会法场域诸部门法单方面推进对宪法统领效果的稀释问题、宪法对部分性质定位不清的法律的统合问题等。(2)认为社会法是公法、私法交融的结果，它是原本相对分离的两方在碰撞交融中所形成重叠区域的统称。

这就需要通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乃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将相关义务进一步具体化，其中不免涉及诸多有关行政服务关系、民事婚姻家庭关系等传统公私法关系，需要向其他部门法广泛寻求规范支撑。现代私法与公法的产生在实证意义上就已有互相掺杂的要素，因此，公私域边界的部分交融并不能成为断然否认二者相对区分的依据。(29)袁曙宏、宋功德：《统一公法学原论》(下卷)，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在宪法的框架内，部门公法又存在一定的自由形成空间。

(11)李大庆：《法学范式竞争与领域法学的知识创新》，载《江汉论坛》，2019(4)：117。而当适用时的解释即将超越预设的客观法依据可能涵盖的范围时，也就是说，将把适用转变为创制时，就必须复归于立法领域，以立法的完善填补规范的空缺，由此完成立法与适用两者的承接与循环。

现行宪法中虽然存在与之关联的条款，却在事项与限定条件上具有片面性。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必须在宪法中框定必要的宪法保留制度，以求既能够给部门法立法预留出足够的空间，同时也尽量避免或者适度压制部门法立法的恣意和过度膨胀。

但该路径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法院实际运用宪法精神和具体基本权利条款的技术不足、权力受限，因此，这种设想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2)应当充分发挥宪法的整合和垂直控制机能，通过合宪性控制的逻辑确保私法与公法的互渗不超过必要的限度，并导引新兴社会法的发展。

⑤前述两种分析视角，笔者总体上倾向于采取第一种研究视角。此观点参考德国宪法学研究方法，将部门的切入从立法层次提升到宪法层次，其划分的实证依据为宪法中有关国家目标以及基本权利类型的条款，对宪法立法实施的观测侧重于将现实秩序和宪法的社会功能、立法的规范结构相关联。立法机关裁量权缺乏外控(34)。有关不得限制及克减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没有先行规制的情形下，法律不得径行做出创制性规定。

(13)前述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试图确立民法与宪法相平行的地位。国内宪法学者除秉持公法说外，还有学者秉持宪法母法说、宪法根本法说。

从实质上来看，部门法对宪法相较于它们的依据地位与价值统合作用似乎缺乏足够的尊重，这一点在民法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领域的新兴部门法接受宪法的规制，应当遵循如下逻辑：就狭义的社会法而言，其相对于其他第三法域法具有更加成熟的体系、较为明确的范围和更加集中的立法目标。

最终，宪法在社会法等新兴部门中表面上具有了实施、统合的形式外观，实质上隐含了诸多空缺断层。这些法律，首先形式意义上应当在总则中列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指明立法权来源与依据的同时，外观上确立其实施宪法的功能，避免新兴第三法域的相关法律不自觉地成为传统公私法领域强势法律部门的附属法或衍生法。